科幻作家王晋康:中国科幻之路还很长 但不乏希望

对很多热爱科幻文学的人来说，王晋康这个名字想必不会陌生。作为国内著名科幻作家、第五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终身成就奖”得主以及第14届中国科幻银河奖得主，他和写出旷世奇作《三体》的刘慈欣，在中国科幻文学界被奉为“金庸”和“古龙”级人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王晋康的作品以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善于追踪20世纪最新的科学发现为特色，为科幻迷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神奇的科幻世界之窗，并引发了人们对人类命运的理性思考。

近日，王晋康出版了两部科幻力作：《时空平移》讲述了物理学家使用时间机器使人类文明的进化速度提前了一百万年，却发现由此一来反而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于是他们决定再次开动时间机器做出补救；《四级恐怖》则记述了恐怖组织利用超级传染性病毒制造恐慌的故事。

在20余年的创作过程中，对中国科幻小说的现状，王晋康有了颇多的认知和理解，而在魔幻、穿越故事充斥网络的今天，科幻小说的未来何去何从？在他看来，虽然相对于欧美，中国的科幻之路很长很远，但不乏希望。

对 话

城市快报（以下简称“快报”）：你这些作品的灵感从何而来？

王晋康：如果灵感的到来有模式可循，那就不需要科幻作家啦，让电脑来写就行。我能说的就是：尽量放宽视野，尽量保持思维的活跃，等灵感的闪光突然降临时，要学会抓住它。

快报：《时空平移》提到的时光机器，《四级恐怖》提到的超级传染性病毒，这些科幻元素在不少作品中都存在，你觉得你的作品用什么来吸引读者？

王晋康：可以用哲理思考，比如《四级恐怖》中关于医学的一些见解非常尖锐，也许它们是错的，但至少是独有的见解；也可以用悬念，比如，虽然是同样的时空题材，不同作家有不同的“玩法”。当然，更好的做法，是用人性、思想、见识、生活阅历这些文字之外的东西来让年轻读者产生仰视感。

快报：曾经看过你写的一篇文章，说：“人类消灭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的努力很可能是大方向上的错误！病毒之间肯定存在着互相制约的关系，今天的病毒世界是一种动态平衡。”但人们从来不这样认为，因为这样的恶性病毒曾经夺取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必须找到对抗它们的方法，对此你怎么看？

王晋康：世界是多层面的，站在不同层面看，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是非标准。比如，烟厂的工人努力生产，在发展经济的角度看是对的，但站在人类整体的角度看，他们流的每滴汗水都增加了人们患肺癌的几率。再比如，美国的某公司为了保证农民每年向他们购买良种，在种子中加上“自杀开关”。从现代商品社会的规则看，他们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就无法保证良种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但站在更高的角度看，滥用基因技术来确保人类中某一部分的利益则有可能损害整体利益，应该是犯罪。病毒同样如此。科学家从天花病毒那儿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是莫大的功绩，但人类中的智者也不得不考虑病毒之间潜在的危险，考虑是否可以全歼所有致病病毒。当这些“先行”的思考逐渐成熟后，会转变成社会的实际行动。

快报：你认为，有五种很现实的灾难在严重威胁人类，分别是气候变化、淡水缺乏、超级病原体、有毒食物、未知灾难。灾难一是不可预知，二是不可控制，其实人类一直在努力预测并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人类的未来，你的观点是否有些悲观？

王晋康：科技的发展一定会助力人类解决这些威胁，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谁能保证，有了高科技，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一定永远是良性的发展？至少100年前的科学未能预料为害数千万人的艾滋病，未能预料影响全球的臭氧空洞……以今天的科学水平看，至少中国的淡水问题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除非大规模减少人口和经济规模。所以，当我们深情讴歌科学的光明时，也要时刻注意科学背后的阴影。我从来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也不是廉价的乐观主义者。

快报：小说当中，技术的发展非常迅猛，但是技术并没有解决人类的很多问题，最终拷问的是人的道德和良知，你觉得是这样吗？

王晋康：道德并非一成不变，科学的发展必将改变人类的传统道德，但这种改变并非是很诗意的过程，一定充斥着痛苦、无奈和失落。

快报：很多人觉得，中国的科幻小说不再有上世纪90年代那样的热度了，你认为这些年国内科幻文学有怎样的特点？

王晋康：这一波科幻浪潮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复苏，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个小高潮，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年国内科幻的最大特点是新一代作家的出现，有人把他们命名为“新新生代”。相对于绿杨、我、何宏伟（何夕）、刘慈欣等人的传统科幻，他们更为现代化。

快报：如今欧美、日本的科幻电影很多改编自科幻小说，风靡全球，而中国却“望尘莫及”，是否这也是制约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的原因？

王晋康：就科幻电影而言，中国的文本积累肯定是超前于影视制作的，不过，这种状况正在改变。我相信科幻影视的繁荣会带来新的科幻浪潮——但也许会造成文字传播的衰落。

本报记者 肖明舒

照片由王晋康提供